圖片來源:王曉瑩/中國日報
  中國日報網12月8日電(遠達)中國有沒有慈善家?美國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主席比爾·蓋茨曾經大聲疾呼中國富人多做慈善。《紐約時報》12月5日發表SOHO中國的聯合創始人張欣撰寫的文章稱,2014年是中國慈善界的轉折點,而且這僅僅是個開始,中國的慈善事業蓄勢待發。
  張欣寫道:我從未想過我有一天會成為慈善家。我是1965年在北京出生的,之後搬到了香港。我在那裡當上了工廠女工,我的少女時代就是在縫紉襯衫的日日夜夜中度過的。而今天,我是中國最大的優質寫字樓開發商SOHO中國的CEO。
  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經歷了飛速發展。今天,中國的億萬富翁數量正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增長,從十年前的一個都沒有,激增到今天的242人(據福布斯雜誌)。
  儘管許多中國人富了起來,但以西方那種方式和規模投入到慈善事業中去的人還太少。不過,我相信這一現象正在改變。新一代的中國人感激國家成長所帶來的機遇,社會意識在逐漸增強,越來越多的人希望能以創新的方式回報大眾,為國家的未來和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
  我們這一代人的成功故事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出生在共產主義的中國,那時候,大家在物質上都不富裕。被倡導的價值觀是“為人民服務”,但經濟上大家都沒有可回饋社會的東西,更沒有很多慈善機構。當時的中國不可能有像洛克菲勒、卡內基那樣慷慨的個人或家族去培育慈善文化或傳統。共產主義里也從未有過慈善的榜樣。當時的中國與外部是完全隔離的,沒有太多渠道獲得外部的信息。所以,那時候的孩子根本不會夢想成為慈善家。
  然而在1978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開始經濟改革,吸引外資。中國的企業家精神重新得到釋放,我們這一代人因此迎來了新的機遇。我們開始到國外學習,開始創業,很多人通過前所未有的方式富裕了起來。
  對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來說,與西方慈善業的第一次接觸就是出國留學時得到的經濟資助。我們那時都不富裕,只有滿腹的熱情。可以說,我們是一群“PHD”,poor(貧困),hungry(饑餓),determined(意志堅定)。經濟資助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人生。
  上世紀80年代,我在全額獎學金的幫助下在英國讀書,先是在蘇塞克斯(Sussex)大學讀完本科,之後又在劍橋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這些教育經歷最終讓我有機會進入華爾街工作。1995年回到中國後,我和先生潘石屹一起創立了SOHO中國。潘石屹在西部農村長大,是上大學的機會讓他走出農村生活,投入到正在經歷崛起、巨變的中國的商業社會中。
  大學教育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教育打開了我的眼界,給了我在海外求職所需要的知識,還給了我回國創業、革新的勇氣。如果沒有經濟資助,我自己,還有很多在為建設現代中國建議、咨詢、出力的精英們,可能永遠都沒有上大學的機會。
  在我回到中國後的十年裡,我的很多朋友也都回來了。中國愈發國際化,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後又在籌備2008年北京奧運會。經濟快速發展。同時,網絡和社交媒體的迅速擴張。隨著中國走上國際舞臺,人們開始要求提高透明度,也促使中國企業和政府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在改革開放後的早期,大部分慈善捐贈用於搶險救災和偏遠地區的學校建設。我也是其中的一員,曾經捐助過2004年東南亞海嘯的災民。之後,我和先生開始在中國西部的青海、甘肅等貧困省份捐資幫助建學校。我的先生就是甘肅人,在那裡出生、長大。我們也參與過為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進行的捐助,那場災難奪去近7萬人生命。地震受害者的痛楚激發了大眾的慈善捐助,而且讓慈善成了人們認可、討論和激辯的新話題。
  我們初期的慈善工作常常是分散的,主要解決那些急迫的需求。然而,這種“創可貼”式的方法左右不大,因為那些長期問題需要更持久的援助。我們需要一項能激起我們長期慈善意願的事業。回想起教育給我帶來的新機遇,我明白教育就是最接近我的內心的公益事業:我深信教育是改善社會流動性的關鍵因素。
  2005年,我和先生成立了SOHO中國基金會,專註於改善貧困地區的教育質量。第一個項目就是培訓西部的鄉村教師。在之後五年的時間里,我們資助了1,700多名鄉村老師到北京接受暑假培訓,讓8萬多名小學生的教育質量得到改善。我們看到合作學校落後的衛生情況後,我們又幫助建設了45個學校公廁,讓35,000多名學生受益。
  在和那些鄉村學校一起工作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機會對於這些學生來說是多麼有限。與中國的快速發展相伴隨的是日益加重的貧富分化,大城市和小城市、農村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在大城市,很多富裕的中國人送子女到國外學習,而另一方面,很多優秀學生因為經濟問題而只能放棄這種機會。如果出國留學的機會只是富人的特權,而不是以能力為標準,這將成為潛在的社會風險。現在很多我們最優秀的學生都被追求世界一流教育的經濟負擔嚇退,他們甚至都不敢申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成立了SOHO中國助學金,並捐出了1億美元,用於資助中國優秀學生到國際頂級大學就讀本科學位。我們的第一筆捐款1500萬美元捐給了哈佛大學,第二筆捐款1000萬美元捐給了耶魯。
  這些新聞一宣佈就立即在國內引起了爭議。有的人給了我們非常大的鼓勵,也有的人質疑我們為什麼不跟國內的高校合作。慈善再次成為網絡和媒體的熱門話題。
  對於那些質疑我們的聲音,我想這樣回覆: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持續的對外交流、融合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我們的目標正是,讓那些最優秀的人才成為銜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梁,這正是“中土之國”現代化的重要工具。
  今年,當我們決定要成立SOHO中國助學金時,我想到了當年與巴菲特見面時他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2010年,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來到中國,鼓勵富有的社會精英和中國企業家參與到慈善事業中。巴菲特解釋說,儘管他之前一直在捐贈,但有一天他發現自己捐贈的速度並沒有趕上賺錢的速度。那一年他80歲,他隨即決定把個人財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捐贈給蓋茨基金會。活動過後,受到他巨額捐助背後的視野所啟發,我得出結論,“不要等到太晚再做”。
  我們宣佈成立SOHO中國助學金後不久,我聽到我的朋友、香港知名房地產開發商陳啟宗和他的家族向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捐贈了3.5億美元的消息。他隨後又向母校南加州大學捐贈了2000萬美元。我還聽聞,電子商務巨頭阿裡巴巴創始人馬雲和聯合創始人蔡崇信也將把阿裡巴巴2%的資產捐贈給慈善基金。
  我相信,2014年是中國慈善界的轉折點,而且這僅僅是個開始,中國的慈善事業蓄勢待發,因為這群快速成長的中國企業家不想追求權宜之計,他們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密切參與全球事務,希望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積極長遠的影響。他們把這個看作自己的責任。
  在助學金的幫助下,我從一個工廠女工、到大學生、再到一個企業家和我自己公司的CEO。然而在這些成就里,最讓我欣慰的頭銜是慈善家,而且我希望在以後的日子里都可以以它自居。世界對中國慈善家也充滿了期待。
  (編輯:王輝)  (原標題:美媒-張欣:中國慈善家時代到來 - 中文國際 - 中國日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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